东北极寒的夜晚，天空如同一块沉重的黑炭，骤然间，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散射出光芒，像火舌一样舔开了深不见底的夜色，成年李默逐渐意识到：少年安德烈或许早已不在。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始终在围绕“记忆”起舞：沉溺记忆，逃避记忆，质问记忆……每一个“舞姿”的开合回转、停驻延续，都与“记忆”相伴纠缠，直至力竭瘫软，终才回神发觉这场共舞的实情：与“记忆”的共舞实是一场自我陶醉的“独舞”。
新名字的故事
这份记忆的基点是两个名字：安德烈和李默，一个热烈一个沉默，热烈激活沉默，沉默抚慰热烈。这种“双生”的设置与刻画，非常贴近青春友谊题材电影的经典创作模板：两种气质互补且拉扯，最终成全，比如《七月与安生》中的双姝。不过这份“模板”在电影中生出一种隐秘：安德烈其实并不叫“安德烈”，他的真名是安德舜。也许正是这份隐秘，让这个“双生”故事发生了错位与延伸：你如何去记住一个“不存在”的人？
李默初见安德烈是在他与班主任争辩自己“姓名”的课堂现场，安德烈有理有据地说：“既然你都知道我这个人，那叫什么又有什么关系？”班主任怒不可遏，安德烈面不改色。“名字”对安德烈来说不只是符号，更是一种自我确认与边界争夺。在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中学时期，面对环境变迁和人事更替，每个人都需要在“失序”中重新找寻“锚点”来确认当下的身份与姿态，安德烈选择的是更改和守护自己的“新名字”，“名字”是在见识浅薄、尚未独立的认知驱使下，自我内寻所能确认的“终极存在”。此时的人格还未被更多的可能性所丰满，“名字”成为确立的“人格”重要途径，失去名字的主导权无异于失去人格，美国电影《伯德小姐》（Lady Bird，2017）里的女主角、高中生克里斯汀（西尔莎·罗南饰）同样用“Lady Bird”这一奇特的名字来满足当下蓬勃的主体性需求。在班主任孙老师看来，安德烈顽劣乖张，不过有“新名字”这个锚点在，安德烈无所畏惧，乐得自在。
展开剩余77%比起安德烈的激进，李默则显得茫然无措，但内心的渴求也迫使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锚点。因而，随着座位调配，二人日益亲密，李默不由地选择走向“安德烈”，把他当作生活的锚点，“李默”和“安德烈”就此形成一个虚实相间的稳定关系，真实的李默迷恋安德烈的自信澎湃，而真实的安德舜则在同样具有创伤气息的李默面前隐藏起来。李默沉溺和享受这种稳定舒适的关系，家庭生活的压抑苦闷让他心无所依，他无法面对母亲的出走和父亲的无能，唯有和安德烈的友谊关系支撑起他对生活的期待与确信。安德烈如此敏锐，他隐藏了自我的创伤，同时看出了李默的“无依”，于是在偷听到“新加坡计划”后，鼓励李默奋起学习，争取去新加坡的名额，自己陪伴辅导。不过事与愿违，李默最终也没能去成新加坡。面对希望落空，他们二人赖以自洽的关系开始松动，这种松动并不是二人关系的决裂，而是安德烈选择以“自我毁灭”的方式来拯救李默，他决定告发班主任徇私舞弊，只是他没有想过：李默是否能承接住这份“毁灭”？
失序的锚点
正因为李默从未找到自己生活和内心的锚点，所以他不曾也不敢直视自己的“阴暗面”，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的恐惧了然于心，才能更明晰地去追求心中所愿。他的生活里只有积极开朗的“安德烈”，没有幽暗压抑的“安德舜”，那个被隐去的“安德舜”，随着“安德烈”的离去，开始如幽灵般逼近李默，让他背负起安德舜积压已久的苦难与伤痛，甚至是他的“死亡”。影片中，警察和父亲来到学校，让校长带出李默询问情况，忽然一阵剧烈的瘙痒席卷李默全身，他发疯一般奔往楼顶的排练室，父亲带李默去医院检查却发现这“瘙痒”毫无缘由。实际上，李默的身体比他的精神更敏锐地察觉到安德烈离世所带来的“失序”，过去是安德烈承载了李默所有的阴暗，而此刻这份阴暗破除封印，毫不犹豫地侵袭了他。这本是李默应该直面内心的时刻，他却再次逃避，他恐惧失序：母亲出走，考试失利，好友离世，一切的失序将他彻底击溃，为了更好地逃避失序，他再次建立出了新的锚点：记忆中永恒的，为他所建构的“安德烈”。也正是在这里，影片对“记忆”的探讨开始显示其双重性：它既可能是回望，也是防御；既可能是疗愈，也可能是自我封存。
从这个“新锚点”的视角看，李默父亲是二人虚实关系之中的缓冲层和润滑剂。多年前的除夕夜，当父亲面对产生幻觉的李默，烛影闪烁间，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震惊与痛楚，很快便沉入湿润的眸光之中。电影没有让父亲说出解释，眸光闪现间我们便意识到：他也在逃避，也在用沉默把裂缝暂时缝合。父亲替李默保守秘密直到自己去世，这个秘密的锁扣才松动。因此影片起始，成年李默在回乡奔丧的飞机上“偶遇”了“失忆”的安德烈，这一情节便不言自明，李默必须重新进入记忆破开的裂缝，面对那扇他一直不能推开的铁门。这里有一个颇为有趣的情节设置，成年安德烈遗忘了李默，李默便以“李默的朋友”这一身份来接近和试探安德烈，他们之间再度形成了一个关于“身份错位”的虚实回环，只是这一次的“新名字”由李默来承载，他用一种替身式身份进入对话，也把自己再次放回“旁观者”的位置。
为何安德烈会遗忘李默？因为那个死去的、完整的“安德烈”从未现身，李默所认识的“安德烈”是“安德舜”的积极面向，李默从未让自己勇敢地去面对真实的安德舜，告发孙老师徇私舞弊的事件之中，李默选择了沉默不语，安德烈揽下了所有罪责，在安德烈遭受到其父亲的虐打时，李默也只敢躲在暗中窥探。这种习惯性的沉默让李默在此后的生活里不断加强一个信念：自己是悲惨的，需要被拯救的。因而他难以自我代谢伤痛与绝望，即便与成年安德烈相遇，他的姿态仍显得委屈、冷漠、易怒，他拒绝成长，更害怕再度失序。
与记忆有关
李默和安德烈的关系，实则影射出我们每个人与“记忆”的关系，我们如何安置记忆、处理记忆，最终和记忆达成怎样的因缘关系。通过和幻想中“成年安德烈”的相遇，李默层层深入，敲开记忆之门，同时也终于直面自己内心的创伤、执念与留恋。电影中使用了诸多意象来描绘“记忆”的形态，在少年时空里，空镜头扫过城市中的街道、小巷、钢厂、火车、枯草、澡堂，虽破败垂枯却被镀上了淡淡的暖金色外壳，灵韵尽显。尤其是澡堂里昏黄濡湿的场景，水汽氤氲，人物在雾气中变得模糊、潮湿，像记忆里无法对焦的轮廓：你以为抓住了，手掌却只握到一层薄雾。
与之相对的，是父亲工作的厂房里凝滞的时空和无法推开的厚重铁门，也体现出“记忆”沉重与迟滞的一面。“记忆”的存在方式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存在，只停留在“过去”，等待我们随时调取，而是从过去一直延伸到现在，并和当下的我们牵缠。在成年时空里，李默和安德烈因堵车来到郊外的酒店用餐，一颗闪烁着清冷光芒的圣诞树将二人从画面构图中一分为二，各立一边，近景特写突出二人脸色的苍白，记忆如同幽冥般在他们身上还魂归来。
著名美术史学家巫鸿曾在其著作《豹迹》中提出“记忆写作”这一概念，它指的是“作为具有创造性的经验重构，它同时激起追忆和想象，以现下的我召唤出过去的我，在复述之中提炼出叙事、形象、线条和色彩。它呈现给读者的既不是往昔本身，也不是小说式的全然虚构”。李默便是在进行着关于自我的“记忆写作”，他通过回溯和想象续写了安德烈的人生，同时又删减、隐去了安德舜的人生，他保留“温热”，抹去“阴冷”。直到父亲去世，锁扣松动，他不得不重新去审视这份“写作”的准确性，如果安德烈只是“与记忆有关”，那么关于他自己的记忆又在哪里？
当他终于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，和幻想中构建的安德烈告别后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始终是“记忆”的旁观者、写作者和叙述者，记忆就在那里，是他自己举步维艰，迟迟不肯找到新的锚点，成为自我生活的承担者。自此，李默和安德烈的身份完成了最终转换：李默不再只把安德烈当作锚点，而开始把他安置为记忆的一部分，是可以被承认、被放下的部分。他们再也不需要假扮和隐匿，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安德舜，无论是热烈还是阴郁，李默都会在往后的生活中一并承载。天色将明，电话里传来姑姑的催促声，李默语气平和，继续驾车朝着家乡奔去，电影在这里给出一个更为开放的姿态：回到现实，诚实地面对自己，找回自己的记忆。
影片末尾，是全班合唱《明天会更好》的场景，镜头逐渐推移到合唱队伍的背后，安德烈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只是凝视，它会永远成为一位见证者，在李默心底的幽深之处静静旁观。歌声渐起，歌词在这一情境下显得饶有意味：“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”让人想到美国电影《香草的天空》（Vanilla Sky，2001）”，同样是一部“与记忆有关”的影片，片中一直重复着一句台词：“open your eyes（睁开你的双眼）。是时候睁开眼睛，面对真实而瞬息万变的世界，未来仍会有许多看似“不存在”的记忆在生活的某个时刻回响，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它们？也许“起舞”是个不错的方式，不过更重要的是，在舞步间隙，我们要学会停下转身，看清自己站在何处。
文 /刘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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